林彪的“散记”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其随手所书及口述之文字观察，林彪每日所思所想，既涉及国家大计，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议题，亦探讨哲学、历史及马列主义理论。此外，亦不乏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思考，如穿衣、饮食、出汗、受凉等。同时，他对诸多人物与事件的见解亦颇多。

林彪的多项关键决策，正是在此类深思熟虑的过程中孕育而成。例如，他提出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以及“五好战士”等理念，并下达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还建议取消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以及在京津等平原地区建造人造山，以增强防御能力；此外，他还强调了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及水网地带的军事训练，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布了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和命令。在加强战备、预防敌人突袭方面，他更是连续发布紧急指示，这些决策均是在漫步沉思中形成，一旦深思熟虑便口述成文，随后转化为正式文件，并得以贯彻执行。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胜于言语。”林彪便是日复一日地运用“烂笔头”，为后世留下了众多“能言善辩”的“千年文字”。

此段原文：“忠庸，张春桥、柯庆施”：系林彪亲口传授，由我执笔所绘之卡片。“忠庸”一词，我初书为“中”，林彪随后在其旁添上一“心”。在林彪眼中，张春桥不过是一个擅长舞文弄墨、高喊口号的平凡人物。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并留下了大量笔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针对“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一论述，他旁征博引地批注道：“恩格斯未能对此作出明确阐释，而列宁则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列宁提出，电子同样可以分割。列宁持有‘一即多’的坚定理念，而恩格斯则缺乏这一认识。在理论高度上，列宁超越了恩格斯。列宁从众多元素中提炼出‘二’，而恩格斯则是生硬地将‘二’套用其中。”

2：1”。

他进一步阐述道：“在剖析问题的过程中，两种（理论）构成了基本的方法论。而要真正解决问题，则需秉持唯物主义的视角，通过深入了解情况，方能准确界定问题性质，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

例五：林彪深谙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重要性。在其所著的散记中，对经济发展论述颇丰。他曾言：“凡能触及人们生活之事，皆为世间头等大事。”而“迅猛发展”这一理念，被视为“人类之灵魂、国家之魂、党的精神，劳动人民的良知，责任者的气魄，高尚的品格”。林彪强调，党必须致力于经济发展。而善于聆听民众的声音，洞悉他们的急切需求，正是“党兴亡之关键”。

“古策：（1）君主在前，臣子在后，切勿臣子争先；（2）君主倡导和谐，臣子应与之保持一致，切勿主动挑衅或产生分歧；（3）君主劳作，臣子得以休息，如巡视一类事务。”

林彪性格内敛，不喜应酬，他坚信“应酬无法成就大事（反而弊端丛生——我行我素）”。

在谈及政策时，林彪曾言：“左、中、右——分为三档，应采纳中档，顺应天命，既不过度，亦不偏颇”。“左倾政策仅能引导少数激进分子，而右倾政策则仅能凝聚少数保守派。唯有中间路线，既能融合左翼与中间派，又能促使右翼靠近，唯有此类政策，方能实现多数人的团结。”因此，我们应“秉持左倾，但避免走极端左或右的道路”。

例八：林彪对战争研究深入，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有关军事策略的笔记。在一张卡片上，我记录了林彪的数句精辟见解：“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在战争之中，需巧用策略，见利则进，不利则退，无需拘泥于战事规模大小。”

叶群对林彪随时所作的即兴记录、闲谈之语以及口头陈述的内容，统称为“散记”，并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常常对其进行整理与记录。在叶群的办公室中，存放着一款被称为“卡片柜”的木质收纳柜，该柜子专门用于储存各类卡片资料，其中不乏经过叶群细心整理的“散记”卡片。此外，叶群办公室还设有一个小型保险柜，里面珍藏了叶群的另一份追记——《一O—笔记》。这份笔记详细记录了林彪与叶群之间闲聊时的言语，由叶群亲笔记录于这个专用的笔记本中。

每当叶群整理她的“散记”，她总会让我提供协助。通常的任务包括将林彪亲笔所书的内容制作成卡片，并妥善存入“一O—”卡片专柜；将林彪与叶群之间的对话记录在《一O一笔记》中；此外，林彪亲笔所写的单张散页，则被原样存放在“一O—”“手迹”专柜之中。

叶群在处理事务时往往缺乏专注，常常一边整理物品一边拨打电话，一通电话往往能持续一个多小时，而“那就这样吧”这句话不知要重复多少遍，她才会最终挂断电话。因此，整理“散记”这类工作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的时间。

“听文件”

林彪鲜少参与会议，亦不翻阅报纸，更不收听广播，与民众隔绝，会客亦寥寥无几。他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不过是每日上午、下午由秘书向他两次解读文件，每次时间不超过半小时。除此之外，便是聆听叶群向他“述说”琐事，或是子女向他提及一二。如此，他难以全面掌握各类信息。即便每日两次听取文件，也难以持之以恒，时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日都迅速对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材料进行初步筛选与分类，随后将它们分发给相应的秘书。秘书们并非对每一份文件都一一汇报，而是经过精心挑选、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最短的时间，将国内外最为关键的事件汇报给林彪。毕竟，半小时的时间实在有限，很多时候，只能挑选那些需要林彪作出批示的中央内部传阅文件进行口头报告。若林彪汗流浃背，即使文件上标注有“急件”“特急件”，汇报也只得暂时搁置。秘书们常常上午盼着下午，下午又期待着明天，而明天总有新的文件和情况出现，这使得手头的“待讲件”越积越多。于是，他们不得不每天“挤水分”，将那些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一再压缩，力求精炼。一旦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他们便会迅速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至林彪处。

林彪秘书所呈递的文件，均会附上“√”的标记。然而，与我接收到的文件量相较，标注了“√”的文件数量实属寥寥。

秘书在向林彪呈递文件时，必须具备卓越的分析与综合能力。他们需从繁杂且分散的信息中敏锐地捕捉到趋势、方向以及核心要素，并且能够运用精炼的语言，对重要且复杂的事件进行汇报。秘书不可仅仅照本宣科，亦不能脱离文本任意发挥，同时，还需确保发音清晰，举止得体。赵根生秘书因常皱眉头而多次受到叶群的指责。

林彪曾就如何解读文件向其秘书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调：“为有效节约精力，你们应着重阐述文件中的方向性和政治性内容。在向我汇报时，也应主要聚焦于方向性和政治性，即那些涉及大政方针和原则性的要点。尽量避免过多涉及数字和比例，因为这些内容往往变动频繁，难以记忆。而方向性的内容则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对于过于专业和专门的内容，可以适当缩减。”

叶群时常叮嘱秘书向林彪传达文件时务必做到“精简而精良”。针对秘书们因担心出错而显得紧张的心态，她经常安慰道：“天塌不下来，有我和首长共同承担。”时间一长，秘书们的急躁脾气逐渐被消磨，甚至能在繁忙之中抽出闲暇，下下棋、打打乒乓球，或是闲聊几句。

“文件——如同山岳般庞大，不过是死寂之物，可弃诸九霄之外。人——则是充满活力，能激发灵感，闲谈之中往往迸发智慧的火花，乃至引发燎原之势”；“文件往往藏头露尾，装饰繁复，不易窥见其要旨与本质”。因此，他提出“不应沉迷于演讲、文件与作文，而应多加交流，如此方能直击本质，如同开门见山一般明了”。

“首长今日身体不适，凡有事务，可直接向我汇报。”久而久之，诸多原本应由林彪亲自决策的事务，便被叶群擅自决断；诸多原本应让林彪知晓的关键信息，亦被叶群暗中截留。即便如此，叶群仍下令秘书：“切勿将消息从右侧直送首长耳中。”这使得林彪在众多事务上失去了应有的知情权。

叶群为何提醒秘书不可向林彪耳边吹风“右侧”之风？这背后源于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批示。周、林、毛同在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确实有过一阵子的关注。他曾经有一次，将一份报道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甚至将毛泽东像撕碎并踩在脚下的《快报》呈送给了毛泽东。在信中，林彪如此写道：“谨呈主席审阅。西北局势实属值得关注。”他意图以此唤起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关注，然而，毛泽东的批示却出乎意料：“林彪同志，此事乃大好事。左派需准备牺牲数千人，以换取右派数十万的胜利。”

在同一时段，周恩来亦向毛泽东呈递奏章，报告了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众多地方的党委与政府遭受了严重冲击，其工作亦受到了显著的影响。毛泽东审阅后批示：“无需过度悲戚，一时的混乱不妨让它持续。我听闻彼处陷入混乱，心中却颇感欣慰。这种混乱，正是对敌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冲击。若他们仍旧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我反而不乐见。”

毛泽东所批阅的针对林彪与周恩来所呈递的文件，其批语在中央内部得以广泛传阅。

尽量减少向林彪传达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内容，更不得向毛泽东推荐揭示阴暗面的文件。自那之后，林彪便停止向毛泽东提交有关文化大革命负面信息的文件。

宋庆龄，一位勇敢对“文革”发出质疑的声音。她不止一次致信毛泽东与林彪，坦率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在她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我对文化一窍不通，若说小说全是政治，且全为毒草，我感到困惑。一夜之间，与我共事的同事竟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求我批判揭露刘少奇，但我坚决不做。少奇主席在党中央服务了三四十年，怎可能成为叛徒、内奸？一个叛徒内奸能担任七年的国家主席吗？宪法是否依然有效？为何可以随意抓捕、斗殴、逼人至死？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自相残杀的同志和人民，是严重的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曾与国民党战斗，却在自己队伍中丧命，这是为何？”

“宋庆龄的身份非同小可，她所言自当重视，但你们不能一味地照单全收。你们应像过滤器和加工机一样，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整理。要明确哪些信息应上报首长，哪些不宜透露。绝不能让首长受到错误思想的侵蚀，不能让其陷入右倾的误区。”因此，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吁在叶群的“过滤”下被屏蔽。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林彪与叶群

“青心同热，发不同；衾死同穴，生不同。”继而，林彪又将末句修改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这段题词中，林彪以“爱妻”称呼叶群，这在林彪赠予叶群的诸多题词中尚属首次。

“恩情报不尽，他年共赴黄泉”。

林彪过往赠予叶群的题词，诸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无不旨在提醒叶群需严于律己，恪守矩矱。然而，此次谈及生死，叶群亦迅速回应，誓言必定相随黄泉。

“作为一个女性，叶群同样是不幸的。”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林彪专注于军事，悉心指挥战斗，专心致志，对叶群的忽视显而易见。1938年那次受伤，林彪虽侥幸保住性命，却留下了终身难愈的疾患，忧心忡忡，且讳疾忌医，再加上他性格孤僻，不擅交际，与活泼开朗、不甘寂寞的叶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64年年底，我抵达上海后，逐渐察觉到林彪与叶群并未同住一室。林彪居于楼下，而叶群则居于楼上。那时，林彪年仅五十七岁，叶群却只有四十四岁。不久后，他们迁至苏州南园，林彪居住在南侧，叶群则居于北侧，后来叶群甚至搬至另一栋楼中居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的卧室分别位于工字房的东西两端，相隔数十米的数间房间。

林彪与叶群的作息习惯迥异。林彪的习惯是每日清晨六时即起，晚间九时左右便寝，无论春夏秋冬，他始终遵循着规律的作息，决不熬夜，一旦入眠，便不容打扰。相较之下，叶群则更偏爱夜间活动，通常上午十点后才起床，凌晨二点前不会上床休息。若是碰上需要参加会议的日子，她甚至会推迟至凌晨四五点才入睡，而次日的起床时间则往往推迟至中午十一点或十二点。卧床期间，她还会让王淑媛为她进行头部按摩，并与之闲聊，常常聊到王淑媛眼皮打架，以至于不小心将额头轻轻磕在叶群的额头上。

“这里的扇贝非常有名，要不让他们给你准备一些新鲜的扇贝肉尝尝？”林彪却婉拒道：“你吃吧，我不太感兴趣。”

林彪一家四口，各有所食，各守一桌，各定一餐时。我未曾目睹林彪一家共聚餐桌，共享一锅之饭。偶尔，只见林立衡或林立果手捧饭碗，与林彪边食边谈。林立衡与林立果对林彪极为尊敬，称呼“爸爸”时语气亲昵，然而对叶群则显得疏远。他们对待叶群如同对待工作人员，仅以“主任”或“叶主任”称呼，绝无“妈妈”之称。林立果私下里甚至以“叶胖子”甚至“他妈的，叶老胖”称呼叶群。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与叶群的关系愈发紧密。

林彪素来不热衷于山水游览，亦不喜穿梭于喧嚣街市，而叶群则生性爱动好乐。每至一地，她总会不吝外出，饱览风光，无论是名胜古迹还是繁华商街，均为她所钟爱。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之胜景，皆已尽收眼底。1965年4月，虽在无锡仅逗留一周，她亦不忘游览梅园、蠡园与鼋头渚。归来之后，她便会兴高采烈地向林彪细述所见所闻。林彪对此并不反感，对于叶群分享的这些轻松愉快的话题，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等等，这些言行充分展现了林彪对叶群既爱又恨、既近又远、既放任又管束的复杂心态。

庐山会后与林彪的数度会面

在庐山会议落幕之后，林彪并未即刻返回首都北京，而是转赴北戴河，直至九月底方才启程返回，参加国庆庆典的系列活动。

在1970年国庆期间，媒体对国家形势的报道依然洋溢着欢庆的气氛，仿佛庐山上的事件从未发生。我们留守在北京的员工对庐山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然而，叶群却似乎有意无意地透露了庐山会议的一些信息。她连续几天找秘书谈话，暗示着庐山会议的一些细节。当我被她叫去时，她一改往日的傲慢态度，显得异常和蔼，主动与我握手并邀请我坐下，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和感情状况。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让我感到困惑。“如果发现陈伯达的信件或题词，请直接交给我。”我推测，叶群此举是为了尽快销毁与陈伯达往来的证据。不久后，我发现陈伯达赠予叶群的“继往开来”条幅已经从她的办公室东墙上消失了。

自十月中旬以来，中南海传出的毛泽东亲笔批示的文件接连不断，陆续递送到“林、周、康”手中。与此同时，涉及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亦陆续向全国各地分发。尽管毛泽东的批示看似仅针对陈伯达，但林彪内心深知，毛泽东实则也在对他进行批评。

新春佳节过后，林彪将我召至面前，嘱我“拟一句言辞，悬挂于叶群的卧室内”。他紧接着口述道：“归根结底，并无大碍。”我遵照林彪的指示前往叶群居所，取来条幅准备落笔时，叶群却说道：“无需书写。告知首长，我心知肚明。”

1968年夏日，叶群被指控为“假党员”，此事令她惊恐万分，在林彪面前泪流满面。当时，林彪便嘱托我向叶群传达“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无需过于焦虑”的宽慰之词。庐山会议结束后，当叶群被迫向毛泽东做检讨之际，林彪再次向她传达了类似的信息。这表明，直至1971年，林彪的心态依旧保持平和，甚至可以说是坦然自若。在他看来，自己并无重大过错，毛泽东也不会对他有何责难。因此，他叮嘱叶群切勿慌张失措，无需因紧张而夜不能寐。

在毛泽东实施“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策略，积极推动“批陈整风”运动，逐步逼近林彪之际，林彪持有“事态不会太糟”的看法，却难以保持平静。一日，叶群让我将毛泽东的一份批示文件转交给她。当我将文件递给她时，她正与林彪在一起。她接过文件，念出毛泽东的批示，手持文件在林彪面前挥动，情绪激动地表示：“你看，这是冲着你来的。”我离开时，只听见林彪对叶群大声喝道：“别在这里烦我！你出去，我要休息！”那时我感到，叶群可能在林彪面前挑拨离间，导致林彪显得烦躁不安。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北京中央召开了由99人参与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不仅持续揭露批判陈伯达的错误，还对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进行了批评。在会议期间，林彪和叶群自北戴河返回北京，却未出席此会。会议临近尾声，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错误，是方向和路线上的错误，即“政治上的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会议结束后，中央作出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而在高级干部中则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相继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传达讨论的情况，纷纷表示对中央处理陈伯达及军委办事组五人错误结论的支持。尽管这些文件和电报只是表达立场，并未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但叶群却感到极度紧张。她找我交代道：“几位老总（即黄、吴、李、邱）是与毛主席一同共事的，他们是被陈伯达误导，是好人犯的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出于信任和爱护。他们与陈伯达的情况不同，几位老总进行检讨的事情不宜让秘书们知晓，今后这类绝密文件和电报不要直接交给秘书，而应直接交给我，我将向首长汇报。”遵照叶群的指示，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直接将此类绝密文件和电报交给了叶群。当这些文件和电报再次回到我手中时，我并未发现任何向林彪报告过的痕迹。

一日，我前往向叶群递交文件，忽闻她于电话中对他人言：“林彪同志近期身体状态欠佳，面容憔悴，每晚需服用两剂安眠药，体重已降至八十余斤……确实，历史上都是对他给予支持的……真是没想到……”

“请您去吧。若您不去，我们全家都将面临厄运！”林彪回应道：“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尽管如此，他还是缓缓站起身来，穿上内勤人员递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前往晚会现场。

如常，林彪总习惯于比毛泽东提前数分钟抵达现场，但这次，他却晚了几分钟。往日里，林彪总在天安门城楼上目送毛泽东离去之后方才返回，然而，那天，他却提前离场。我们目睹了他的座驾仅过半小时便返程至毛家湾，这让秘书们倍感惊讶。据随林彪一同登上天安门的内勤小毕所述，林彪落座不久，毛泽东便起身前往休息室。不多时，林彪亦起身返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我迅速回到办公室，取出一整张洁白的纸张。拿起排笔，蘸上鲜艳的红色广告色，将林彪口授的三句口号工整地书写其上。趁着林彪午休之际，我将这些字句张贴于西客厅门外的墙壁上。那里正是周恩来总理必经之路，我特意将字迹写得硕大醒目，期望总理路过时能够一瞥，或许还会稍作停留。鉴于周恩来总理常来林彪处，那面墙上素来无字，此次林彪突然在门口张贴口号，周总理见到此景，心中想必会有所感触。

数日后，林彪向其秘书于运深亲述一封致毛泽东的信，内中提议对当前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辖大军区的正副首长实施“四不一要”的处置原则，具体为“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在遭遇特殊情形时，须遵照主席亲自下达的灵活指令行事”。

林彪曾表示，鉴于他审阅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相关文件，其中提及部分同志对安全状况心生忧虑，这才催生了他的这些想法。

林彪观点认为，历经五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与“批陈整风”运动之后，“现职中央及各中央局成员，总体而言，其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林彪严令，务必将此规定传达至卫戍区每一名士兵，每隔数月便需重申，持之以恒，长达十年之久。此外，林彪还提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地区，进行战略部署的调整。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运深将信件交付于我，叮嘱我誊写清楚后递交给林彪审阅。或许是因为林彪认为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实施，抑或其他原因，那封信件最终并未再次交由我经机密渠道递送。

在1971年7月1日，也就是我喜结良缘的那一天，我有幸再次见到了林彪。大约上午10点，我与妻子一同拜访了林彪与叶群。叶群在会面后，引领我们至林彪面前。林彪当时正于客厅中散步，一见我们到来，便热情地迎了上来。叶群轻拍妻子的肩膀，向林彪介绍道：“这位是小李的妻子小刘。今日是他们大喜之日，特地前来拜访您。您觉得如何呢？”林彪边伸手与妻子握手，边连声表示：“很好，很好。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幸福！”听闻妻子父亲是开滦煤矿的井下采煤工，林彪感慨道：“小李出身于农民家庭，而你则是工人家庭，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很好，很好！”那天，我发现林彪虽然略显消瘦，但精神状态尚佳，胡须打理得干净利落，言谈间也显得有气魄。

1971年7月16日，林彪再度踏足北戴河，自此步入了无法回头的命运之旅。

作者：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2014年第11期 炎黄春秋